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绿色发展已然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鲜明底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直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筹协调的现实矛盾，科学回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命题。从理论根基上看，“两山”理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简单承袭，而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系统性理论创新。本文从守正与创新两个维度，厘清“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承脉络，阐释“两山”理念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原创性价值，为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一、“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传承坚守

“守正”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刘向传》：“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即告诫君子为人做事坚持公平正直的原则，不为众曲而自屈，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正义、原则和道德的坚守。“守正”不仅是修身立德的准则，更是理论创新、思想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同志的“两山”理念亦是如此，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这一理论根基，在传承中守正、在守正中发展。“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根本守正，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坚守。一方面，“两山”理念坚守本体论之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立足唯物主义世界观，将物质第一性作为理论基石。这决定了生态文明领域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必须以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这也是生态理论与实践得以成立的根基。背离这一立场，人类对生态的认知必将落入不可知论与怀疑论的范畴，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丧失科学指引。另一方面，“两山”理念坚守方法论之正，这是更深层次的守正。守正绝非机械固守教条，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传承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方法论与批判思维。“两山”理念坚持以联系、发展的辩证观点分析问题，既承认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客观可能，也厘清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由此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综上，“两山”理念牢牢守住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根本立场，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为指导，既拥有批判西方生态困境的理论底气，也引领我国发展打破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最终顺应并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与美好生活的期盼。

1、坚守唯物史观的生态本体论立场，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与基础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一论断深刻体现着三层逐层递进的生态本体论立场。第一，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即自然界在时间维度上先于人类存在。人类的诞生与演化，始终建立在自然界早已存在这一前提之上，离开了自然的先在性，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便无从谈起。第二，自然界的空间与物质基础性。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提供的空间场域内展开，生产生活资料也都由自然界所提供，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物质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就是强调自然界的这种基础性地位。第三，自然界的逻辑优先性。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这种优先性集中体现为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的客观制约。马克思认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一个必然王国”，有着逻辑严密的规律体系。人类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任何打破自然规律的人类行为，都必然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两山”理念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本体论立场。

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主体理性原则，到黑格尔把自然看作绝对精神的外化，近代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流自然观。这类观念漠视自然的先在性与基础地位，主张对自然进行征服与掠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与这一观念相互叠加，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生态危机频繁出现，已然危及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还存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这种观念与人类中心主义截然相反，片面强调自然至上，否定人类合理的生存与发展诉求。总而言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二者都脱离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错误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极端对立的存在，从而陷入了极端主义或抽象浪漫主义之中。“两山”理念则与之完全不同，突破了人与自然的极端二元对立立场，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坚持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并明确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就深刻表明，“两山”理念既肯定自然界作为人类赖以存续的根基与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也坚持在自然可承载范围内，充分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合理需求。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矛盾在自然领域的折射。基于这一逻辑，“两山”理念不仅调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发展利益，推动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坚守了以自然先在性、基础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2、承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核心理论，锚定生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剖析资本主义生态异化的标志性范畴，深刻阐明了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物质互动的内在机理。广义层面的物质变换体现为自然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循环流动与能量更替，是维系地球生命系统存续的基础机制。狭义层面的物质变换则特指人类劳动所建构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而这也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相较于自然界自发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物质变换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人类能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过程。在理想状态下，这种物质变换既能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能维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动态的新陈代谢平衡。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发生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彻底失衡，最终“导致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瓦解和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指出，物质变换是一切社会形态存续的必要前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问题，至今未得到消解，且呈现愈发复杂的态势。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新陈代谢断裂引发生态危机的内在机理，指明了调控人与自然物质关系的实践方向，为“两山”理念的生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科学分析框架。

“两山”理念充分肯定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价值，始终以“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为实践归宿，正视生态失衡的现实挑战，对人与自然的物质互动过程进行科学引导与能动调控，跳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割裂的二元对立思维，构建起兼具理论引领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生态文明全新发展范式。“两山”理念创造性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人与自然视为动态循环的有机整体，拓展了传统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两山”理念明确指出，生态优势与经济优势可以双向转化、相辅相成，彻底改变了人类单向向自然界索取的传统模式，形成了生态与经济双向赋能的科学发展体系，催生了融入生态保护功能的新型社会生产力。自然界不再是被动供给的物质载体，而是与人类社会共生并持续创造价值的基础依托。“两山”理念传承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为协调保护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良性运转，提供了系统可行的理论与实践方案。在“两山”理念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环境容量、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等系统性举措，逐步修复失衡的物质变换关系，推动发展模式从掠夺式消耗转向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3、恪守人民至上的生态价值立场，彰显生态建设的民生属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价值内核始终围绕人民权益展开，始终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切身福祉联系在一起。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必然会无节制地剥削和掠夺自然界，由此引发的环境破坏，最终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洁净的空气、宜居的环境逐步淡出大众的基本生活范畴，生态退化、环境脏乱成为底层民众不得不面对的常态，人们的生活品质与身体健康因此受到严重损害，这其实是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健康权的剥夺。针对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指出：“光、空气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成了人的生活要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异化的批判充分表明，资本对自然的剥夺直接转化为对底层人民生存空间的压榨，生态领域的压迫本质上就是社会阶级压迫的延伸，这也让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从诞生之初，就自带维护人民生态权益、反对资本无序掠夺的鲜明立场。“两山”理念承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价值取向，跳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生态利益向少数群体聚集的异化格局，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作为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促进生态建设成果真正转化为全体人民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从而凸显出其鲜明的民生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民众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多元化升级态势，生态宜居逐步成为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良好生态环境已然成为民生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两山”理念始终贯穿着生态惠民的价值主线。“环境就是民生”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都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深刻阐明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的内在联系。这一价值理念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科学阐明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生态资源兼具自然价值、经济价值与民生价值。在具体实践中，“两山”理念坚决摒弃以生态损耗换取短期经济增量的粗放发展路径，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态权益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依托常态化生态治理、生态修复与资源管护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筑牢民众生态安全与健康防线；另一方面盘活生态农业、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等业态潜能，推动生态优势向可持续发展优势转化，不断拓展群众就业增收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两山”理念以生态公平为抓手，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有生态权益，推动构建代际可持续的发展格局。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受益、多数人买单”的生态不公，“两山”理念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健全权责一致的生态责任体系，保障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生态公平；同时强调当代发展不能损害后代生存基础，把“为后代守护绿水青山”作为内在要求，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态治理共同体。这一发展模式统筹生态、经济与民生协同共进，确保生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从理论传承到实践落地，“两山”理念不仅是指导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更是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理念。

二、“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拓展超越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创新本质是对旧事物的辩证扬弃，推动事物实现螺旋式上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创新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过程，而“人源于自在的自然界，人又创造了属于人的生活的世界，并且永远在创造人所理想的世界”，这一过程正是创新不断展开的生动写照。真正的创新并非盲目蛮干或消极等待，而是在特定价值目标指引下、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对理论适用边界的拓展与内涵的深化，进而形成新的实践形态与理论成果。“两山”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沃土，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是契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论断。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诞生于生态问题萌芽阶段，以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异化、剖析生态危机根源为核心，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生态治理体系与实践方案。对照这一历史背景就能发现，新时代我国生态治理面临的局面远比过去复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各类生态问题，既没有现成理论可以直接照搬，也缺乏契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成熟实践经验可供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回应时代课题、破解现实难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山”理念坚持守正创新，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核，又结合中国实际赋予其全新内涵，生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绝非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依托守正创新的实践，“两山”理念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了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也让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理论维度创新：构建生态价值与经济发展辩证转化的新理论范式

传统生态理论多停留于哲学、经济学层面的宏观辩证分析与异化批判，缺乏对实践路径的系统阐释。因此，突破传统理论偏重批判的单一范式，厘清生态资源兼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多重价值，搭建一套可落地、可转化的生态价值理论体系，成为“两山”理念诞生之初需要回应的核心命题，也是造就这一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方位与发展空间。

第一，“两山”理念推动理论重心转向生态治理的实践指导。马克思所处时代，理论使命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批判资本异化现象，并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这种批判范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趋势，但难以直接指导当代具体的生态治理工作。“两山”理念实现了对传统范式的重要突破，跳出纯宏观哲学思辨，直面现实问题与治理实践。针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困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确立起全新价值逻辑，既正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认可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实现两类价值的协同统一。理论功能也从对立式批判，转向探索生态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的可行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从应对危机的外在约束，转变为创造经济效益的内生动力。

第二，“两山”理念对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作出理论区分与系统整合，科学回应了“绿水青山何以能、为何能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核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作为经济财富，绿水青山直接或间接参与人类物质生产与市场交换过程，农耕作业中优质土地资源带来的超额经济收益，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创造，更多是自然禀赋的馈赠，充分彰显了自然资源自带的经济属性；作为社会财富，绿水青山具备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健康、涵养文化认同的多元价值，优美整洁的自然环境是全社会共有的健康生态资本，也是凝聚民族情感、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我国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生态资源，已然成为中华民族鲜明的生态名片。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保护由此兼具经济理性、人文关怀与政治内涵。作为最根本的生态价值，绿水青山承载着维系地球生命系统的固有价值，是不以人类主观评价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一旦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价值持续流失，经济收益与社会福祉便无从谈起。整体来看，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生态价值的存续为根本前提，而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落地，又为生态资源的长效保护筑牢道德支撑与政治保障，三重价值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有机转化，系统解答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内在机理与核心逻辑。

第三，“两山”理念以价值实现为关键，构建起从价值转化到落地实施的完整理论范式，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提供了理论框架。“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正是这一理论创新的价值所在。“两山”理念创造性提出了一种有条件、有边界、有监管的生态价值市场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设计。一方面，“两山”理念以量化为标准、以市场为中介，将部分自然资源变为具有可交易属性的经济产品，成功实现了生态功能与经济效益的价值转化。另一方面，“两山”理念坚持发挥政府监管与宏观调控的作用，规避市场自发性引发生态危机的潜在隐患。自然资源的价值往往受到社会、技术等多种条件的影响，经济价格并非固定不变，甚至还会出现经济收益低于投入成本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化的失败，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转化限度内，经济指标、社会与生态的长远收益都是评判转化是否成功的指标，政府的介入正是生态长远效益得以显现的保障。

2、实践维度创新：破解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的时代难题

传统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路径普遍奉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认为在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将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实现，因此忍受一定程度的污染是发展的必要代价。西方国家的发展实践长期遵循的都是这种模式，好像实现发展只能对自然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但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实践路径终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使得发展难以为继，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改变。“两山”理念就是批判这种路径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打破了以往保护、发展对立的定式，走向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互为条件、互相赋能的崭新道路。在实践层面，“两山”理念积极探索具有广泛适用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举措。一方面，“两山”理念将对生态保护的要求量化为资源利用率、能源节约率等各种实践指标，并将其作为企业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和生产发展的前置条件，以此倒逼市场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两山”理念将各种生态底线、红线融入市场交易的准入门槛，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倒逼各个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等具体措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这一举措将生态保护与企业利润获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助条理清晰、权责明确的国家政治约束与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引导社会发展向高利用率与低能耗模式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在“两山”理念指导下，中国试图超越库兹涅茨曲线的宿命论，探索保护促进发展、发展反哺保护的双向赋能的发展路径。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显示出发展—污染—治理的宿命论，实际上符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追求的是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投资规模等数量指标的扩张，而“‘两山’理念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绿水青山视为生产力的一种类型，创新了对什么是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之问的认知。”“两山”理念发展的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它关注的是单位产值中的碳排放、资源利用率等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指标，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要保证生态效率的持续提升、自然资本存量的稳步增加。在经济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优美、健康的自然环境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后期即使重建森林、恢复湖泊，也难以回到破坏前的自然生态。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需求结构转型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不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或廉价的资源，而是稀缺的自然环境，中国在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方面储备丰富，生态环境正在成为中国最富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之一。“两山”理念将绿水青山置于金山银山的优先位置，举全国上下之力，守护好绿水青山这个巨大的比较优势，是保护自然环境并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有力体现。此外，自然资源的保护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在这一层面似乎就可以理解库兹涅茨曲线中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率之间呈现“倒U形”的原因。但是，“两山”理念不因曲线后期下降而容忍前期环境恶化：近年来，我国生态治理财政支出逐年上升，蓝天碧水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实际行动及其生态成就证明了保护与发展不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可以在合理的路径选择下，成为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体。

3、制度维度创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新逻辑

“两山”理念的制度维度创新，并非单纯抽象重申既有生态原则，而是依托我国制度优势将生态理念内嵌于国家治理宏观逻辑，推动其从哲学理念、政治倡导转化为可落地、可约束的治理规则，实现生态治理理论从原则阐释到体系化运行的制度突破。这一创新集中体现为，“两山”理念推动生态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完成三位一体的治理升级。制度层面，“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受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保证而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是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两山”理念恪守“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准则，搭建起体系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这也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人民主体思想，在制度领域作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放眼全球，我国是首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国家，在这套制度框架下，生态治理步入有法可依、可考核、可追责的全面推进阶段。

生态治理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的结构性调整，难以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保障生态治理常态推进。“两山”理念将生态建设目标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布局，依托五年规划分阶段部署任务，把生态治理嵌入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稳步践行中国特色绿色发展道路。“十四五”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修订，“三北”工程攻坚战等重大生态行动实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突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整体性成效，充分印证了分阶段、常态化治理战略的科学性。步入“十五五”时期，我国明确在持续深化重点区域治理的同时，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这意味着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再是政府单一主体的职责，而是延伸为全社会、全体民众的共同目标，生态治理常态化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推进生态治理系统化方面，“两山”理念对生态保护实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管控，依托“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协同发力，构筑起系统完备、协同联动、着眼长远的法治保障体系。2026年3月，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法典类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出台。该法典专设“生态保护”篇章，突出系统保护理念，对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实施程序与重点领域作出全面规制；同时细化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相关条款，明确科学防控、损失补偿、紧急避险等配套制度，为生态治理筑牢系统化法治根基。

总而言之，“两山”理念塑造的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生态治理新逻辑，根本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两山”理念坚持生态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既充分彰显我国生态治理的制度优势，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民众自发抗争与诉求表达推动生态改善，我国从理念培育到落地执行，均展现出独特的制度效能。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各项国家制度，推动全社会、各主体、全体人民共同践行生态要求，充分实现了“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核心原则的制度化转化与时代化发展。

三、“两山”理念筑牢新时代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两山”理念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下应对和处理生态问题时形成的富有成效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实现升华，并在传统生态智慧之上，确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理念。这种根本转变，不仅是对过往发展模式的修正，更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一次深刻重塑。“两山”理念探索出了自然与人类、保护与发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统一的路径，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贴合中国实际的生态理论创新成果。它不仅补齐了理论发展短板，成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更为陷入困境的全球可持续生态治理事业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实践范例，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文明形态的思想基石。

1、理论价值：丰富和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体系

“两山”理念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论成果，它系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系化，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本身虽然具有洞察性与前瞻性，但在面对当代中国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时，仍存在有待补充与发展的空间。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流域、海域等空间地域和空间尺度上的生态问题，在表现形式和成因机制上存有明显差异，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再加上规模巨大的人口、资源禀赋有限等状况，使得我国生态问题复杂多变，任何一刀切和简单套用原理的方式都无法有效回应生态现实问题，只能走一条不同于任何国家、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发展道路。“两山”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特有生态治理命题相对接，让经典理论获得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形态，构建起了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两山”理念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证明该理论成果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实践不是对西方生态学的生硬套用，也不是对经典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相互创新的全新理论成果。“两山”理念将物质变换、代谢断裂等经典术语转变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生命共同体等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本土话语符号，又创造性地提出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GDP等新型理念。这有效降低了生态思想在大众传播与政治实践中的认知门槛，提升理论核心思想传递的准确性，为生态领域理论创新开辟了全新路径。

近年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荒漠化加剧、新型污染物等生态风险接连出现，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全新变化，各类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交织碰撞，经典理论难以提供具体可行的应对方案。“两山”理念主动对接时代命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当代科技革命、全球治理议题深度融合，让经典理论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培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运用科技手段破解生态难题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集中体现为“在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下，生产力呈现出环境友好的‘新质’状态”。与此同时，“两山”理念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生态治理的核心主线，提出生态财富观、生态辩证法等全新理论观点，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主题与理论视野，又将其提升至顺应时代潮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高度，实现了经典理论的时代化发展。总而言之，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山”理念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固有框架，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基本原理、当代中国生态实践、人类文明生态转型三大维度有机整合，构建起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完整理论体系，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系统性发展。这一成果极大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也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提供了本土化、时代化、系统化的坚实学理支撑。

2、实践价值：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两山”理念不仅是具有深远学理意义的理论创新，更是面向现实、指导实践的科学指南。它高度重视绿水青山的保护与建设，与我国多项重大发展战略在逻辑上高度契合、方向上内在一致。我国是农业大国，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乡村，兼具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的多重功能。美丽乡村建设既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领域。长期以来，我国乡村面临开发不足、资源利用粗放等问题，保护与发展常被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我国乡村发展走出一条新路：立足自身现有的生态资源，将其转化为核心竞争力，通过生态农业、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高效转化。“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上，乡村两山转化需要以空间商品化为指导，从关注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转向关注美丽乡村建设空间本身的生产”，走好“基于乡村绿水青山空间资源禀赋优势所形成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乡村不再是服务城市的污染承载地，而是具备独立价值的生态产品供给地与美好生活承载地；越来越多居民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带动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各地逐步形成依托生态资源谋发展的绿色发展新格局。这充分表明，“两山”理念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绿色转型、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内在贯通、同向同行，是我国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引，为当代中国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维度支撑。

“两山”理念实践价值的另一关键体现，在于它系统性破除了长期困扰生态治理的认知壁垒，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生态建设短期化功利化等错误观念。若不能从理论层面正本清源、树立正确认知，实践探索便难以行稳致远。一方面，“两山”理念摒弃单一以经济增速衡量发展成效的传统思维，将“绿色”全面纳入发展评价体系。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也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要求。它推动发展质量评价向绿色生态维度转型，强调发展成效不仅要看经济总量，更要看自然资本存量、生态效率水平与发展可持续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确立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共进。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传统认知往往偏重眼前利益，忽视生态破坏的滞后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生态投资回报周期长，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综合效益，但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是关乎民族未来的战略抉择。从坚持生态优先、推动价值转化、倡导全民共治，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与系统性，“两山”理念构建起逻辑完整、运行有效的生态治理体系，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赋能，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行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正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与绿色发展奇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两山”理念提供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

3、文明价值：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形态建构

“两山”理念的文明价值，集中体现为对西方掠夺式工业文明的系统性超越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的构建，昭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新路径。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在数百年间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长期被等同于现代化模式。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逻辑的职能与开展环境治理的职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存在内在的不可协调性”这一逻辑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发展观：即便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西方工业文明仍难以摆脱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无法真正构建代际、区域与阶层间的生态公平，最终将人类推向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共治。当前全球生态治理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部分西方国家固守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严苛环保要求，自身却履约不力、责任缺位。“两山”理念从根本上批判并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构建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全新发展范式，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它摒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心态，确立谦逊审慎、理性包容的实践理性，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深度契合，强调自然的有限性、整体性与内在价值，将顺应自然内化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顺应自然并非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寻求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

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在合理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承担维护生态健康、修复受损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生态责任，通过系统性政策法规与跨世纪生态修复工程，积极履行保护自然的郑重承诺。这种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行为逻辑，形成了完全异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文明范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实现根本性范式转换。“两山”理念所蕴含的文明价值，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理论自觉与文明担当，既是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中国统筹推进跨世纪生态修复，积极履行大国生态义务，创造了多项全球生态治理标志性成果。从“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到“十五五”时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广，中国实现了生态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历史性跨越，为世界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当前，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中国绿色发展经验的全球辐射，显著降低了世界各国绿色转型的试错成本，推动中国经验、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一进程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神话，为世界各国立足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开放、多元、可选择的文明新方向。

结语

“两山”理念扎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态本体论，恪守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基本前提与生态底线，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构筑起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坚实理论根基，充分彰显出守唯物史观之正、拓生态文明实践之新的鲜明特质。与此同时，“两山”理念立足中国发展现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髓，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发展，有效打通生态资源与经济价值的转化路径，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进。生态环境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面对全球生态治理的诸多挑战，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各类多边合作机制深化国际协作。在加快自身绿色转型的同时，主动助力全球低碳发展，维护各国人民长远的生态利益。面向未来，我国将持续以绿色创新驱动发展，坚守空间公平与代际正义，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向，不断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设、全人类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6年第4期（学习强国）

作者：姚修杰 范宁莎